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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常识|重阳敬老节,关于老人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
来源: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   发布时间:2017-11-02 14:13:16
重阳节,又称重九节、晒秋节、“踏秋”,为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日,中国传统节日。庆祝重阳节一般包括出游赏秋、登高远眺、观赏菊花、遍插茱萸、吃重阳糕、饮菊花酒等活动。重阳节,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,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,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。重阳与三月初三日“踏春”皆是家族倾室而出,重阳这天所有亲人都要一起登高“避灾”。
《易经》中把“六”定为阴数,把“九”定为阳数,九月九日,日月并阳,两九相重,故曰重阳,也叫重九。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,自魏晋重阳气氛日渐浓郁,倍受历代文人墨客吟咏,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,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。
1989年农历九月九日被定为老人节,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、敬老、爱老、助老的风气。2006年5月20日,重阳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接下来,笔者将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关于老人、家庭的那些事儿。
一、待儿分发进,衣锦还乡来
案例:林某系叶某(女)所育子女。在林某10岁时,其父去世,叶某改嫁他人,并在1981年6月30日与卞某结为夫妻,现居住在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新光村。林某也早已成家,居住在启东市近海镇小闸口村。多年来,叶某、林某之间母子关系一直较好,但自2013年后,双方因故不再往来。叶某诉至法院,请求判令林某履行探望义务。
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,赡养义务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,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。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,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。叶某与林某母女感情原来一直较好,后因故不再往来,致使原本分居两地的二人没有了交流。叶某虽然有固定的收入来源,能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,但其仍有权要求林某给予精神上的慰藉。林某作为子女,理应照顾叶某的特殊需要,经常看望并问候叶某。遂判决林某自2015年起每年探望叶某两次。
精神赡养,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,赡养人理解、尊重、关心、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,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,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,使其愉悦、开心。江苏在2009年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,随着流动人口增加、外出打工群体日益庞大及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、小型化,老年人精神情感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较为严重。在赡养老人方面,子女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物质上的需求,而忽视了老年人的精神赡养,使得很多老年人缺乏精神慰藉,孤独感严重,对身体及心理健康极为不利。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十四条的规定:“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,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。” 对于老年人来说,子女的关怀是他们精神最好的慰藉,也是他人无法替代的。精神赡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或道德义务,也是一个法律义务。为人晚辈者要多加体贴理解长辈,在尽好经济赡养义务的前提下,也要注重精神赡养。本案通过判决责令当事人履行精神赡养义务,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,弘扬了敬老、爱老的传统美德,也彰显了司法的人文关怀。
 
二、落日换霞映红山,清清河边共君牵
铜陵市铜陵县天门镇朱村村民熊某今年78岁,年轻的时候在天门镇新民村当学徒时认识了当时年轻貌美的黄某,黄某也芳心暗许。无奈熊某家境贫寒,黄某被其父许配给他人,熊某之后也成家立业,两人都有了各自的生活。一晃几十年过去,两人从豆蔻年华变成了满脸沧桑,在一次无意间得知对方现在独自生活,两颗寂寞的心又再次悸动,两人旧情复燃,想在一起度过晚年。可是黄某的子女觉得这件事情让他们脸上无光,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。
2月27日当天,黄某的子女得知黄某在熊某住处后,四个子女将母亲黄某强行抬走,熊某打电话到派出所报警称有人抢人。民警立即赶到现场,看到熊某落寞地一个人站在屋前。民警被两人曲折的爱情所感动,决定帮助这对老人。民警带着熊某来到新民村黄某的家中,做黄某子女的思想工作,告诉他们老年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,要充分尊重父母的想法,理解老人的特殊心理和感受,才能让老人有一个幸福和谐的晚年。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劝说,黄某的儿女表示能够理解母亲的行为,也会支持母亲追求自己的幸福。
关联法条: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二十一条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。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、再婚及婚后的生活。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。
《湖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,该办法明确:家庭成员侵害老年人人身、财产等合法权益,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的,由行为人所在单位、村(居)民委员会或者老年人组织给予批评教育,责令改正;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,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 
    三、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孝而亲不在。
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,即:长子郭甲,次子郭乙,小女儿郭丙。1985年4月25日,郭某与长子郭甲、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,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:“1.长子郭甲扶养母亲,次子郭乙扶养父亲。2.父母在60岁以前,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,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。”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,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,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。2014年10月14日,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,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,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,其他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。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。
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,张某的长子郭甲和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,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的义务,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、小女儿郭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。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,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,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,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,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的二分之一,次子郭乙、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的四分之一。
我国《婚姻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:“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,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,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。”原告现已年迈,且体弱多病,丧失了劳动能力,确实需要子女赡养,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。
诚然,在多子女的家庭,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,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,法律上也是允许的。我国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二十条规定:“经老年人同意,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。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。”但是,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,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,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,其他子女无法免除。这也是《婚姻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,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。
现实中,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,仍然有封建思想,尤其是农村地区,如“嫁出去的女,泼出去的水”、“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”,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。但从法律上讲,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,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,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。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,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,应属无效约定。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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